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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朗正处于动荡之中。全国各地爆发了规模不一的抗议活动，暴力事件不断升级，抗议者与警察均有人丧生。最初由停工行动和通货膨胀抗议引发的事件，逐渐汇聚了各种不满情绪，女性和年轻人尤为突出，他们对一个无法保障其生计的体制感到沮丧。伊朗长期处于严厉的经济围困之下，并且不仅在其本国境内，还在整个西亚地区(包括其位于叙利亚的外交设施)直接遭到以色列和美国的攻击。美国发动的这场经济战争制造了当前动荡的条件，但动荡本身并非指向华盛顿，而是针对德黑兰的政府。

　　有报道称，例如2025年10月以色列主流报纸《国土报》披露，以色列正在进行“影响行动，试图扶植礼萨巴列维出任伊朗国王”。美国也公开告诉抗议者，如果政府的暴力行为升级，将对德黑兰实施轰炸。去年，南帕尔斯油气田的12家炼油厂爆发抗议，2024年12月9日，布什尔炼油厂工人联合会的5000名合同工及其家属在阿萨鲁耶，要求提高工资并改善工作条件。当工人将斗争带到德黑兰的国家议会，呼吁终结合同工制度时，以色列和美国便利用这些真诚的抗议，试图将一场正当斗争转化为潜在的政权更迭行动。

　　为了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本文提出六个具有历史重要性的要点，供讨论之用。自1979年以来，伊朗在阿拉伯和世界反对君主制的运动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巴勒斯坦斗争的重要捍卫者。伊朗并不陌生于外部干预，其历史可追溯至1901年英国对伊朗石油的控制、1907年英俄协定对伊朗势力范围的划分、1921年将礼萨汗推上王位的政变、1953年将其子礼萨巴列维扶上王位的政变，以及1979年至今针对伊朗革命的混合战争。以下是这六个要点：

　　19781979年的伊朗革命推翻了伊朗国王礼萨巴列维的统治。由于宗教神职人员及其政治组织的力量，革命最终在1979年4月建立了共和国，并于1979年12月实施《共和国宪法》。革命中的其他政治力量(从左翼到自由派)在很大程度上被边缘化，甚至在某些情况下遭到。1979年3月，德黑兰在国际妇女节期间爆发抗议，反对限制女性权利(尤其是强制佩戴头巾政策)，迫使政府接受抗议诉求，但这一胜利是短暂的，因为1983年通过了强制头巾法。

　　伊朗革命发生在一系列地区性政治巨变之后，包括1977年齐亚哈克在巴基斯坦发动军事政变、1978年8月阿富汗的“四月革命”、1978年10月也门社会主义党的成立(将也门人民共和国纳入苏联阵营，并导致1979年2月至3月的南北也门战争)，以及1979年7月萨达姆侯赛因在伊拉克掌权。整个西南亚和中亚地区正经历剧烈的政治翻转。其中一些变化(如巴基斯坦、伊拉克)有利于美国，而另一些(如阿富汗、伊朗、也门)则违背美国在该地区的目标。美国迅速试图利用其优势，试图推翻伊朗共和国、也门人民共和国以及阿富汗民主共和国。

　　美国对这些进程的施压导致三国均陷入类似战争的局势：美国及其海湾盟友敦促伊拉克于1980年9月无端入侵伊朗，引发持续至1988年的战争;海湾阿拉伯国家在萨利姆鲁巴亚阿里遇刺后，敦促北也门入侵南也门;在阿富汗，美国开始资助“圣战者”，对阿富汗人民干部发动暗杀行动。伊朗、阿富汗和也门的社会发展项目均因外部攻击而被压缩。阿富汗陷入超过四十年的暴力与战争;南也门的马克思主义政府维持至1990年，但已大不如前;与此同时，伊朗共和国在1988年战争结束后，仍在严厉制裁政策下存续。

　　最主要的挑战来自美国帝国主义。美国不仅全力推动伊拉克对伊朗的战争，还支持伊朗旧精英复辟政权的努力，并支持以色列破坏共和国的行动，包括对伊朗的直接攻击、破坏活动以及对科技和军事关键人物的暗杀。美国和以色列系统性地削弱伊朗在地区的力量，包括2020年暗杀卡西姆苏莱曼尼将军(Qassem Soleimani )、2024年在以色列种族灭绝期间对的猛烈打击以及对赛义德哈桑纳斯鲁拉(Sayyed Hassan Nasrallah)的暗杀，以及2024年12月推翻叙利亚政府、扶植前“基地组织”领导人担任大马士革总统。

　　伊朗旧精英最初由国王领导，1980年其去世后由其子、自称“王储”的礼萨巴列维( Reza Pahlavi)领导，与欧洲和美国联合，试图恢复其统治。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国王自1941年起坐上孔雀王座，但在1951年至1953年间曾被迫接受民主政府，该政府随后被西方情报机构推翻，国王则被鼓励在1953年至19781979年革命期间实行专制统治。国王阵营始终希望重返权力。2009年的“绿色运动”虽包含极少量的君主派，但主要代表希望进行政治改革的主导阶层，反对更具平民色彩的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政府。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已“选择”居住在洛杉矶的国王之子，作为此次起义的代表人物。

　　共和国社会转型议程的局限性体现在其容忍部分旧精英继续保有财产，从而形成分层阶级结构，使部分财产所有者和新兴中产阶级受益。1989年6月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去世、两伊战争结束后，政府采纳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部分结构调整政策，并持续数十年。这一政策由1989至1994年担任经济事务部长、1994至2003年担任央行行长的穆赫辛努尔巴赫什(Mohsen Nourbakhsh)推动。1979年伊朗经济并非按社会主义模式组织，但因战争经济和社会福利承诺，国家和公共规划发挥了重要作用。努尔巴赫什未能彻底拆解国家体系，但实施了货币和银行改革，并谨慎地将伊朗纳入全球经济。美国欧洲制裁、美国以色列的军事威胁(导致伊朗高额军费支出，虽仍约占GDP的2.5%，远低于国王时期的12%)，以及日益新自由主义化的财政政策(如20132017年的阿里塔耶布尼亚、2025年的阿里马达尼扎德)，共同加剧了阶级分化和民生困境。这一局限性引发了多轮经济抗议：20172018年(通胀和补贴削减)、2019年(燃油涨价)、2025年(面包师抗议)、以及20252026年(高通胀与里亚尔)。

　　当前抗议主要由创纪录的里亚尔兑美元汇率和60%的食品通胀率驱动，但从南帕尔斯劳工罢工迅速转向协作性的城市暴力，表明存在更深层次的干预。政府在制裁环境下偏向进出口部门，扶持商品出口商而牺牲进口商，这一局面难以纠正。然而，30%40%的货币骤贬是典型的外部金融操纵特征。因此，最初商户在无干预情况下抗议央行，很快演变为自上而下的暴力攻击国家结构。“抗议”一夜之间从和平集会变成高强度城市破坏，约100名执法人员死亡，据称有人被活活烧死、有人被斩首，一家诊所被焚毁并造成一名护士死亡。对平民使用近距离轻武器射击，进一步表明试图最大化国内紧张局势，为外部干预制造借口。随着美国国务院和摩萨德实时公开为暴力行为喝彩，背后的地缘政治操纵变得不言而喻。当局切断互联网后，抗议明显失去势头，这进一步质疑了运动的自发性，并印证了存在借助当前国际形势实施破坏稳定(destabilization)战略的判断。

　　反对派走上街头，但也清楚自身并无夺取政权的实力。有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干预其中，而国王之子既宣称对抗议负责，又自视为其受益者，这无助于反对派的正当性。在特朗普领导的“超级帝国主义”和自认为不断取得胜利的以色列背景下，无法预知这些危险集团将采取何种行动。随着动员逐渐消退，美国和以色列可能会借机对德黑兰及其他城市发动比2025年6月更猛烈的打击。这不仅应令伊朗人民担忧，绝大多数伊朗人并不希望国家遭到攻击，也应引起全球南方国家的警惕，他们可能在委内瑞拉和伊朗之后成为下一个目标。

　　维杰普拉沙德(Vijay Prashad) 是一位印度历史学家、编辑和记者。他是Globetrotter的编委会成员和首席记者。他是LeftWord Books的主编，也是三大洲社会研究所(Tricontinental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的所长。他著有20多本书，包括《黑暗国家》(Dark Nations)和《贫穷国家》(Poor Nations)。他最近的著作包括《抗争让我们成为人类：向社会主义运动学习》、《撤退：伊拉克、利比亚、阿富汗与美国力量的脆弱性》以及《关于古巴：革命与斗争的70年》(后两本与诺姆乔姆斯基合著)。